摘要：我本科生，李拓邦，自2021年4月起与土壤学助理教授，Yigal Achmon，合作了半年多。他之前私下帮过我。我不是他的实验室成员，从未参加过他的组会，无偿帮助他解决了许多生物信息学问题，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报酬，也没有教育方面的帮助。2021年5月，我初步展露能力后，他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中国政府的轻蔑态度，试探是否能采取违法行为而不受惩罚。我未能及时理解他的意图。他之后跟我提过申请他的研究生，我委婉拒绝了。由于他在2022年中就要面临长聘考核，他从2021年11月底开始担心我以后不会帮他做事，这样他的研究可能难以继续进行。他开始找我麻烦，试图让我延毕。我虽然尽最大努力和他谈判，说即使我没空，也可以推荐其他人来继续工作。但我仍然无法阻止他找我麻烦。在2024年6月，我和他有一场对质，对质中我回顾了全过程，确认了大部分事实，我录了音。https://jmp.sh/2YlQ2hVK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JsueEE7V/?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20127f5412a60d248a433b825f68c3bb 。文字版在https://www.biomathematics.org/?p=447 。

我于2021年底停止正常上课，但没有立即提交终止学业申请。在离开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简称广以）后，我有更多时间，在出租屋独立研究出了一些生物统计学和理论统计学成果。这些成果很有可能让我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和菲尔兹奖。我由于当时精神状态不佳，有自闭症谱系障碍和严重的创伤后应激综合征。我当时害怕诺贝尔奖级成果的发表会严重打乱正常生活，于是直接将相关资料转移到一个U盘封存。而由于菲尔兹奖此前从未颁发给理论统计学成果，我直到2024年4月才意识到。此前我一直以为这些成果最高可以拿考普斯会长奖。

从2021年底开始，到2023年中他违法骚扰我，我从未主动联系过Yigal Achmon教授，对他的询问我也都礼貌拒绝了。 Yigal Achmon教授对我的离开极为愤怒，从2022年5月开始采取犯罪行为找我麻烦。他在长聘审核前一个月发了第一篇最后作者的论文并成为了副教授。从2022年6月到8月，他策划了详细的谋杀计划：在我每天必经的从大学路麦当劳背后的出租屋去潮汕老四牛肉火锅店的国道上制造车祸。由于我还没有正式终止学业，杀一名还是他所在学校的学生有很多困难。他希望先开除我，再杀我。然而，在中国大陆，开除学生需要政府批准，通常只有违法犯罪的学生才可能被开除。他为了将我开除，在2022年10月编造了有关我偷各种物品的谣言和伪证，并胁迫他人传播。他当时的计划应该是将这些谣言传到学校教务处将我开除，然后再杀我。我在2022年11月收到了教务处的开除警告邮件。因为我了解有关规定，意识到了危险，因此迅速回复了那封邮件，将Yigal Achmon教授对我的恶行简短做了介绍，并在这之后向Harold Corke教授当面详细说明了情况。他是谷物科学领域的国际著名学者，他给予了我大力支持。由于他的支持和矛盾的小规模公开，我得以安全度过几个月，并继续完善我的统计学成果。Yigal Achmon教授改变了伎俩，将谣言传遍整个学校及更广的范围，并试图诱导我主动申请退学。广以每年的学费是九万五，我成绩优异，这些可笑的谣言导致广以许多学生退学和教师辞职。

2023年3月初，我判断Yigal Achmon教授在知道我的统计论文后会对我采取进一步的犯罪行为，而即使是Harold Corke教授也难以在那时保护我，因此提交了终止学业申请，理由是不适应课程学习，并在2023年4月得到了批准。2023年5月，Yigal Achmon教授通过非法手段发现我在高度保密状态下进行的统计论文。可因为他在那时已经把那些偷窃谣言暗中散布到了全国各地，我得到大量关注，在这种情况下谋杀我变得极为困难。他于是将谣言散布范围扩大到国际上的知名学者以阻止我的论文发表，并计划与其他人合作剽窃我的论文。对他人造谣并隐瞒我的强大，借刀杀人是他惯用的套路。

我的论文在PNAS上审稿，其编辑Peter Bickel是统计学历史上最权威的一位学者之一。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统计学教授，首届考普斯会长奖得主，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两院院士，第二代统计学领军人物Erich Lehmann的学生 (Erich Lehmann是现代统计学三大创始人之一Jerzy Neyman的学生)。我的论文得到了他极其有价值的点评，更重要的是他让我重新建立起了对他人的信任。在他和PNAS的全力支持下，Yigal Achmon教授无法剽窃我的论文。但谣言带来的舆论压力，以及其他机密论文的泄露，让编辑Peter Bickel也难以下决心接收我的论文。由于我当时不知道谣言的具体内容和传播范围，也忧虑是否会牵连无辜，因此未及时进行辟谣。

今年2月，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心理问题，并做了相应的治疗，于6月基本治愈。直到上个月我才向有关方面澄清了所有的谣言。他在意识到无法抄袭我的论文后，鼓励其他学者进行抄袭，试图形成群体性事件。目前事情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我已就故意杀人未遂报警，但Yigal Achmon教授目前畏罪潜逃海外。而且抄袭属于学术纠纷，需要向更多人传播这些内容才能遏止那些抄袭企图，我会做相关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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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级成果是我开发了一种基于质量加权强度分布的矩差来推断代谢方向和幅度的方法。这一方法直接解决了生物化学近百年来对合成和分解这两个基本代谢方向的定义模糊不清的问题，还顺便解决了代谢组学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诞生以来困扰三十多年的对未知质谱图如何利用的问题。我写了一个比较简单的高中生能看懂的科普，有兴趣可以看这个链接或我的知乎。https://arxiv.org/abs/2402.14887

菲尔兹奖级成果是我设计了一种新型估计，叫重组估计，这种估计解决了自高斯以来悬疑统计学两百多年的难题，如何在保证稳健性和低方差的同时又能使偏差尽可能小。其衍生理论开创了统计学新流派，还促进了几何数学的发展。
arxiv.org/abs/2403.1211 arxiv.org/abs/2403.1457 arxiv.org/abs/2403.1603

还有一篇矩阵相异性也是可以拿菲尔兹的，但相关理论我还没做完。arxiv.org/abs/2406.0205

另外，我还有个分解随机结构的文章，这篇单独拿统计学最高奖没有问题，虽然相关理论我也没做完。https://arxiv.org/abs/2403.18951

在Yigal Achmon教授猛烈造谣下，这些文章基本上所有生物统计学和理论统计学的教授都知道了。只是有些人还不知道Yigal Achmon说的都是造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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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过了这么久才公开说？

因为在我之前的认知来说，公开这种事是极其没面子的。君子绝交不出恶言。在2021年底我跟他决裂后，我就是离开学校了，没有公开在任何场合说过，私底下会有几句吐槽，但也只是吐槽。

在2023年中意识到他通过非法手段发现我的论文，并在造谣后。我当时的重点是在大量未发表的论文上，对辟谣我当时不是很在意，因为我觉得那些谣言太荒谬了，不会有多少人信。我的父母也跟我说，你好好准备你的论文，人家说什么你管不了，你要是一天到晚去辟谣就不要干别的事了。我当时认为只要我的论文发表了，那些谣言就会迅速消散。而我的论文是得到统计学最权威的学者之一，peter bickel，支持的，他还为我争取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pnas的支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学术界是有极强影响力的，而他们也确实帮我阻挡了yigal achmon教授的抄袭企图。

可问题是我当时错判了他的手法。他造那么多拙劣的谣言，peter bickel当然不会信。真正的专业学者一眼就能看出那些谣言的荒谬之处。可问题是，他也没打算说服peter bickel本人。他的实际手法是通过大量生成式人工智能编造出来的证据，来说服很多对统计学一无所知的围观群众，让那些群众去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给pnas施加压力。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pnas面对这种舆论压力，自己知道那些都是谣言，可要他们帮我去逐一辟谣，那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很多内容是很专业的，对外行人是很难解释清楚的。他们也有这样做，但是收效甚微，因为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何况我自己还长期不愿意主动出来辟谣。而在长时间的造谣下，他们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信的人越来越多。我是直到2024年6月才意识到yigal achmon教授这种手法。我当时的另一个难点在于，yigal achmon教授做的事情太恶劣了，我一旦公开辟谣，他很容易就会坐牢了，而将一个自己共事过的人送进牢房，下这个决心也是需要时间的。我和yigal achmon教授沟通过很多次，希望他能停止造谣，停止对我的谋杀企图，可他怎么可能停止呢？我本来在2024年6月中和他对质之后，还给他推荐了两个学生帮他做事。（其中一个学生暑假还帮他在广以干了农活，我还怪不好意思的）我一直到7月底，意识到他自己抄不了我的论文，开始鼓励其他人抄我的论文， 而在那种情况下，就连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都很难抵挡住那种压力，而推演下去，我的安全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才下定决心公开辟谣的。而且我辟谣都是希望不牵扯到无关的人，因为这件事主要是涉外的，相关资料都是英文，所以一开始辟谣我都是用英文辟谣的。后来我压力越来越大才开始在国内用中文辟谣，希望得到祖国的帮助。有些人说诺贝尔奖，菲尔兹奖，这些太大了，没有落实的东西不要说，这我之前也是有考虑的，毕竟这种事在中国比较容易引起舆论，所以我之前连科普都不敢做。但现在到了这一步也没什么办法了，何况本身我的成果就是有这个级别的。

至于走法律途径，这个事我在2023年中刚知道造谣的时候有考虑过，可我的难点在于，造谣本身就属于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的案件，而yigal achmon教授是外国人，他当时很嚣张的暗示我涉外案件的处理流程繁琐很多，警察更不会愿意管，我当时就信了。而那时他的故意杀人未遂还有其他诸多违法行为我还没有意识到。

有些人说Yigal Achmon教授那么坏，那么多问题，你为什么跟他合作了半年多呢，我大概写了一下他取得我信任的关键细节。 https://www.biomathematics.org/?p=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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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小镇长大，结缘中国书画

我叫李拓邦，出生于广东省肇庆市德庆县。我的父亲是森林防疫高级工程师，曾获得全国“最美森林医生”奖项 [1]。我的母亲是乡村中学的高级英语教师。我在德庆县香山中学读初中，2010年考入广东肇庆中学，这里是肇庆市最好的省重点高中。我自小学习书画，热爱中国文化，曾获得县、市、省及国家级奖项。在2007年我发现使用市面上的宣纸习字的效果不如使用竹纸，随后我和许多书画家学习相关知识，发现是因为习字通常是模仿唐宋的书法，那时用竹纸比较多，而竹纸和明清才开始制造的宣纸有很大不同。我随后联系了一家四川乐山造纸厂定做了一批仿照宋元时期工艺生产的竹纸。当地本身就盛产竹纸，只是现在所用的工艺和原料和古时有一定区别。这种大量仿制明清以前的纸张并在市场公开售卖在当时是一个创新，我将这批竹纸在网上售卖，收到了大量好评，也因此结识了不少书画家。

（2）身体长期不适

我的身体状况从2013年开始就一直不好，睡眠也很差，经常中午甚至下午才醒，特别是2013-2014年期间，我的精神状态极差。随后我自学了大量生物和医学方面的知识。我还自学了美国高中课程和大学AP考试相关的课程。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3883566/answer/125748230 2017年4月，我因长期服用美托洛尔导致心力衰竭（射血分数：32%）。我的情况非常罕见，因为美托洛尔本身就是治疗心力衰竭的经典药物。随后我查阅了相关文献，推测了几种可能的机制，并在两年后成功治愈了这个治愈率极低的疾病。 2017年6月，我的高考成绩在广东省理科生中排名前15%。因为我想学药学，所以报考了广东药科大学，我的姑妈是广东药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也是学校的老师。那时我的射血分数已经恢复正常，但身体状况仍然不好。到了学校，我发现自己身体状况无法承受每天上课的校园生活，于是退学了。

在2018年，PNAS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和论文，讨论了科学中的可重复性（Reproducibility）和可再现性（Replicability）问题。我当时第一次了解到了可再现性（replicability）的准确定义。美国国家科学院对可再现性的定义是：在不同的实验中，它们都致力于回答相同的科学问题，而所有实验的结果呈现一致性 (obtaining consistent results across studies aimed at answering the same scientific question, each of which has obtained its own data)。简而言之，可再现性强调的是同类型但不同时间地点的实验结果的一致性。我当时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其本质的概念。它在科学基本方法的层面突出了一致性的重要性。随后我从多个角度多领域深入思考了如何提高科学研究的可再现性，主要是统计和生物。

当时，我思考如何构造一种非参一致的稳健均值估计，因为我知道当前的稳健均值估计在偏态分布下都有很大的偏差，因此在NAS的定义中，使用这些估计的实验结果可再现性会很差。此外，正如一篇PNAS论文所讨论的那样，稳健算法可以提高可再现性。我的第一次尝试是使用一些距离，比如Stahel-Donoho距离来检测异常值，然后将其移除，再用经典估计进行处理。然而，一段时间后，我意识到这种方式本质上与修剪均值相同。我找不到任何可能的方向，所以这个研究项目被暂停了。

2018年6月，我的高考成绩考进了前5%，547分，随后被广东以色列理工学生物技术和食品工程录取。当时广以在广东省共录取175人，最高分601，最低分507，平均分543。这是一所位于广东省汕头市的大学，有一部分老师是来自以色列理工学院的访问教授。广以是我的提前批第一志愿，当时我的提前批第二志愿是宁波诺丁汉大学，综合录取是北师港浸大。许多来自以色列理工学院的教授对我的教育有过帮助，比如Susan Zilber，Ron Aharoni等。我和当时的本科生院院长Ori Lahav教授有大量会谈。他和Eli Aljadeff教授制定了一个计划，让我可以在数学系的课程中选修一些纯数学课程，这有助于我的数学走向成熟。出于兴趣，我自学了生物统计学和理论统计学。

（3）高度复杂的成长环境，高度中立的政治倾向

在中国互联网上，以知乎为首，从2015年开始出现了一股很强大的反穆斯林的热潮。到了2016年底甚至出现各种鼓励公开歧视举报穆斯林的回答，这些回答明显违反了普世价值观，因此我在知乎上做了一些有关基本人权的科普。大约在2017年左右，我意识到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未来在各领域的冲突会进入一个空前白热化的阶段。我当时在多个社交平台表达过相关焦虑。这种焦虑源自我自身高度中立的政治倾向，让我天然很难在任何冲突中选边站。而我的中立源自于我高度复杂的成长环境。

例如我的父母都是湖南人。湖南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内陆省，在广东省的北方。湖南当地的方言和广东话有很大的区别，风俗习惯也很不一样。在中国是有沿海省份和内陆省份的冲突的，这种冲突和美国的红州蓝州类似，而我的背景让我在这种冲突中是中立的。还有我的高中是为数不多的每年定期从新疆录取学生的中国内地高中，学校有两三百名新疆学生，所以我在高中就对穆斯林有一定近距离接触。我知道大多数穆斯林就是普通人，和暴力恐怖活动没什么关系。打击暴恐不能演变为种族或宗教歧视。而我后来又去了广以，结识了许多犹太老师。我对以色列的历史，文化，科技，都有非常多的了解。所以我在巴以冲突是基本中立的。我反对哈马斯的极端主义恐怖袭击，但对以色列极右翼的很多观点，我也是反对的。我在巴以冲突中的立场就是希望巴以和平。我反对任何激化冲突的方案。我是中国人，从小接受中国文化教育，在中国长大，而我在高中以上的知识相当多是看美国的教材和课程学来的，我这个暑假还在美国。所以我对中美冲突一直是非常关注且焦虑的。

总体来说，我的愿望是明哲保身，做一点自己的事情。我当时的策略是选择一些争议较少的行业。当然我知道即使在这些行业，也有各种暗流涌动，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我从2018年起基本停止了在网上发言。

（4）与Yigal Achmon教授共事

我处事低调，面对广以的大多数老师同学，我很少透露自己博学的一面，相反，我尽量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普通的有一点点优秀的学生。我此前在知乎上有大量回答，在入学后也大部分匿名了，直到2024年才恢复。

我与土壤学助理教授Yigal Achmon教授从2018年入学时相识，关系一直不错。他在2018年博士后出站后成为广以的助理教授。2020年4月，我因病入院。此后错过了大多数的期末考试，因此落下了许多课程。随后我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2020年10月开始我在校外住宿。因为我情况特殊，交作业上课经常会比其他同学迟一些，有些老师会体谅我，有些不会，他是属于会的那一类。我因此很感谢他，对他所在的领域，土壤生物日晒进行病虫害防治，做了相关的了解。自2021年4月起，我与他合作了半年多。我无偿帮助他解决了许多生物信息学问题，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报酬。我不是他的实验室成员，从未参加过他的组会。在工作期间，他对我没有任何直接的贡献，无论是生物信息学技能，又或者是概念或想法。2021年5月，我初步展露我的能力（我当时展现的大概是广以前三名这样的水平）后，他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中国政府的轻蔑态度，以此试探他一个外国人是否能在中国违法而不受惩罚。我未能及时理解他的意图。2021年5月底的时候他跟我展示他组里一位学生画的PCA图并准备将相关论文提交到一个SCI期刊上，我发现不太对，建议他不要这样做。他没有听。同时他给我发了加入他实验室的有关材料，我当时感到一丝危险，没有在入职文件中签名，没有回复邮件和办理任何相关手续，也没有参加他的组会。实验室和课程不一样，实验室是上下级管理，有工资的，严格来说他实验室的学生是他的下属，而他是老板。他对我的权限会比授课老师高很多。我对生物各种明规则潜规则都很了解，所以为了避免可能的纠纷和他保持距离。这是我们第一次矛盾。

在紧接着的一场会谈中，他告诉我，他送了一批样本到华大做测序，初步结果已经出来了，让他的助理给我看看。我看了之后发现测序质量很差，找到他。当时他在和他的学生聊天，我招呼他出来，小声告诉他测序质量很差，不能用。他说那是华大的问题，要找他们麻烦，让他们重新测，不然就不给钱。我说不太可能是他们的问题，他们的水平很高，流程应该是统一的，标准化做得很好。随后我们有些争执，主要是我建议他停止继续送样本到华大测序，检查一下他自己的流程有没有问题，而他坚持认为都是华大的问题。我十分担忧他的决定会影响整个研究进度，因此反复劝说，但还是无果而终。

他的这两个专业上的错误是让人震惊的，因此当时我有过犹豫是否要停止和他的合作。但由于疫情，大量以理的教授都无法进入中国上课，Yigal Achmon教授是我当时在广以唯一交流比较多的教授，他还来自基布兹，是我比较支持的以色列左派。我自己此前一直是秉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态度，当时他的一些做法我虽然不认同，但认为不影响我们的继续合作。我考虑到他迟早会意识到他的错误，而之后应该会改变他的作风。Yigal Achmon教授希望我能在暑期向他实验室的学生教授一门生物信息学课程，我答应了。他跟我提过申请他的研究生，我委婉拒绝了。

2021年7月，我身体不适，多次去医院就诊。2021年9月，我向Yigal Achmon教授发了一份生物信息学课，微生物群落分析，的课程大纲，可随后事务繁忙，课程一直没有正式开展。与此同时，Yigal Achmon教授变得非常焦虑起来，远没有半年前的自信。他在2022年夏季就要面临长聘考核。按照相关惯例，他需要以最后通讯作者的身份发表至少一篇在广以完成的实验论文才有可能通过考核，而那个时候他虽然已经作为共作者在广以发了多篇论文，可最后通讯作者的论文还一篇都没有，而此时里他的长聘时间点已经只有半年多。由于学术界发表的流程是很长的，他当时的压力可想而知。他最后赶在截止日期前两个月在2022年5月初发了这样一篇论文。

我当时其实能猜到，那篇论文肯定被拒了。他随后告诉我，他也意识到此前测序的质量非常差。这意味着他很难在第二年夏季之前将相关论文发出来。我在一次私下谈话中和他一起回顾了从采样到测序的全流程，发现华大用来提取DNA的试剂不是他在加州用的PowerSoil Kit。而那时我已经看了许多土壤学相关的文献和数据，意识到如果不用那种Kit就有很大概率会失败，就说可能是这个Kit的问题。他也知道这个Kit很重要，还买了许多放实验室里，不过没有用。他由于语言不通，和华大的交流中存在问题，其实不知道华大用的是哪一种试剂。我随后告诉他只要他把相关的测序数据弄好，我能在一两天内完成数据分析工作，暗示他应该还是可以赶得上的。

可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从2021年5月开始就已经起了犯罪的念头。而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这个念头在2021年10-11月的时候其实暂时打消过一次。那时我告诉他，我爸是学植物方面的，在政府部门工作，和汕头当地的林业局有关系。除此之外我还进一步展现了我更多的能力（展现到世界前三十大学前三这样的水平）。他那个时候意识到对我犯罪的代价可能是很高昂的，真的有什么事我是可以托关系找到汕头警察的，所以暂时放弃了犯罪念头。

在那之后，我给了Yigal Achmon教授一个32GB的U盘帮我拷贝资料，他跟我说，”这个U盘太小了，要不要我帮你买一个更大的”。我当时以为他在开玩笑，就说”我这个足够用了。”然后他说，”我是认真的，可以弄个更大的”。我说，”啊，那不用，其实我蛮多U盘的，只是没带出来而已。”

（5）Yigal Achmon教授开始找我麻烦

2021年11月中，Yigal Achmon教授邀请了一位商人来学校推广他的软件，这个软件主要是用AI预测土壤微生物组变化的软件。他当时认为这个商人可以替代我工作的人。我听了他的报告后发现他对微生物组的很多基本常识有错误，可Yigal Achmon教授认为他在计算机上会有他的长处。我在报告当天晚上跟他解释到凌晨，他才意识到那个商人不靠谱。因为这件事对我的震惊程度与PCA和测序质量事件是差不多的，我当晚一晚没怎么睡。

我当时在帮他分析一组数据，本来他还催的紧，每个星期都会问。我当时联系了5个学生物的朋友，希望他们能帮我分担一些工作，可他们中没有一个愿意和Yigal Achmon教授一起工作。可在我透露了我更多实力后，他就不催我了，转而去找其他可能可以替代我工作的人。

这个事体现他的逻辑就是他不可能和特別优秀的人长期正常共事。只要你是特別优秀的，要么他就会想办法采取犯罪行为摧毁你，要么他就不跟你合作，找别人了。因为在他的世界观里，特別优秀的人是必须被打击摧毁的。如果他跟一个特別优秀的人共事，这个人又没有被他采用犯罪行为摧毁，这就代表他认可这样的事。这种例外会严重动摇他的世界观，他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当时我跟他分析的数据是登记在一个研究课里的，分析结果是要提交作为结课作业的。按照相关制度，除了他以外，还会有几个其他老师参加评分。而我跟他聊到深夜，他意识到那个商人不靠谱，断了去找其他人的心之后，第二天下午他就威胁我说，“你会很忙，你没有时间的。你的数据要赶快帮我做好。我手上还有你的课，你不赶快完成的话，相关老师可能会问一些很难的问题，你可能会不能毕业” (you will be very busy, you won’t have time. It is the best to finish the work before the end of this year. It is related to your research course. If you don’t finish that, the teachers might ask some very hard questions and it might impact your graduation)。

我当时虽然感觉到不对，但没有意识到他已经重启犯罪念头了，而且这一次很不一样，因为他这个人是可以去杀人的。只是是否对我起这个心而已。

于是他紧接着在2021年12月初联合微生物实验室的负责人Alex Samusev博士，在食品微生物实验课挑我的毛病，将我逐出实验室。这是他的学术自由，我表示尊重。我知道他担心我将来不会和他一起工作，我就跟他解释说，我对他的土壤害虫管理很感兴趣，因为我的父亲也是一名森林害虫管理工程师。我从小就读他的教科书，对这方面产生了兴趣。我还跟他解释说，我的研究很容易得到太多关注，所以我希望他的研究质量能达到一定的水平，否则有人会发现这些问题，这不值得。此外，我之前就已经给他发了课程大纲，会给他实验室的学生上课。我还强调，若他的学生无法胜任某些数据分析工作的时候，即使我未来很忙，我也可以推荐其他专业人士去协助完成那些工作。

Yigal Achmon教授面对我做出的这些解释，他的态度是，不断重复这一切都是Alex Samusev博士的责任，并说他对我有偏见，让我反复低三下四去求他，他只是没有办法要站在老师的一边，他是希望帮我的。我当时居然相信了。随后我又反复求Alex Samusev博士，自然是无果而终，反而他对我更加愤怒。捏造谣言说我不尊重某人，让那些人成为他的武器，找我麻烦，借刀杀人，并且在我面前说那些人的坏话，是他的典型伎俩。在2021年11月底Yigal Achmon教授参与之前，Alex Samusev博士对我还是不错的。我在他的微生物实验课中以88分的高分通过。Alex Samusev博士的性格非常敏感，非常在意别人是否尊重他。在他收到Yigal Achmon 教授说我不尊重他的谣言后，他就非常关注我，于是疑邻窃斧，他找到了更多似乎可以证明这些谣言的线索，然后他变得十分愤怒，成为了Yigal Achmon教授的武器。

之后我又约了Yigal Achmon教授，这次Yigal Achmon教授告诉我Alex Samusev博士正试图在其他课上找我麻烦，说他正在保护我，就让这个课重修就可以了。他暗示我要给他更多的承诺，我说我手头有个数据库的论文到时可以让你做一些实验，这件事情无论如何希望你能帮忙，他口头答应了。可他并没有帮我解决问题，最后那个食品微生物实验课除我之外的所有学生都过了，只有我一个人被中途踢出来没有成绩。而我的前置课程，微生物实验课，是以88分的高分通过的。

这里有个背景知识，广以是中外合作办学，老师是有绝对学术自由的。绝对学术自由意味着老师可以直接毫无理由地将任何学生踢出他的课程，给学生任何成绩，虽然道义上说不通，但都是合规的。我非常了解这些潜规则，所以我面对这种情况，虽然很生气，但还是持妥协的态度，相当于找关系办事一样。而令我最为愤怒的是，一开始这个事就是Yigal Achmon教授搞出来的。如果就是一个食品微生物实验课被踢就算了。我是犯了错，Alex Samusev博士有这个权力，这是他的学术自由，我只是争取一下，并没有一定让他同意。可结果Yigal Achmon教授在我求情的时候又把责任推给Alex Samusev博士，让我去求他。后面还挑拨我和Alex Samusev博士的关系。再后来收到了我的承诺后明确说了会帮我通过这个课又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还是坚持要踢掉我。而Yigal Achmon教授的出尔反尔让我对他彻底失去了信任，开始忧虑他日后会做其他事情伤害我的利益。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不能再次上那个课，不能让Yigal Achmon教授沾染我的任何课程，因为Yigal Achmon教授大概率会再用类似手段来对我进行学术上的敲诈勒索。我认为这个事的实质就是他绑架我的课程对我进行学术上的敲诈勒索，而我在给了很好的赎金的情况下他居然还是撕票了。

2021年底，我停止正常上课，离开了广以。在2022年1月中，我回校参加了一场Alex Samusev博士负责的食品包装课的期末考试。那个考试是开卷考试，可是他并没有发邮件也没有在网上介绍这是开卷考。我参加过一场考前的小课他也没讲。他可能是在另一堂课上讲了。我还是直到考试前一天晚上才从微信群知道那个考试是一场开卷考试。于是我连夜将所需材料打印好。那场考试的题量非常大，到考试时间结束的时候大部分同学都没写完，Alex Samusev博士不得不给所有人延迟了半小时。我最后考了69分，如果打的资料稍微少一点估计就不及格了。他的这一做法明显是为了让我挂科。考完试我冷汗直冒，之后非必要不回学校了。

（6）首位摧毁制下的打压引发创伤后应激障碍

在那之后，我得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我严重失眠，反复回忆那些创伤。我从 2021 年 11 月开始和Mingxun Wang博士一起做一些工作。当时他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做博士后，他邀请我参加他的MassQL项目，并成为共作者。Mingxun Wang博士希望将那篇文章发表在Nature Biotechnology上。这是生物信息领域的顶级刊物。他是著名的生物信息学家，经常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我最初接受了，然而，在那之后，Mingxun Wang博士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找到了一个助理教授的职位，我开始怕他，因为Yigal Achmon教授也是助理教授。当他在2022年6月给我发来正式确认作者名单的邮件时，我没有及时查看电子邮件，因此没有确认。部分原因是害怕他助理教授的头衔。

当然，现在看来这很荒谬，但这就是我当时的精神状态，因为 Yigal Achmon 教授给我带来了许多复杂的创伤。这种症状，害怕任何与创伤相关的标签，是典型的 PTSD 症状。当时我已经 27 岁了，因为这人，我甚至无法获得本科学位。Yigal Achmon教授是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世界观的，他对很多普通学生是不错的，对我之前也是不错的，但从2021年5月，我对他展露一些能力（仅仅是广以前三名的水平）后，他对我的态度就开始急剧变化，已经开始打算采用极端手段找我麻烦了。2021年12月的踢出实验课只不过是酝酿了半年后从想法付诸到行动而已。他跟我说，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他觉得，如果有人太优秀，这就不正常。他经常跟我抱怨学校的种种制度有问题，说他没有足够的权力去改变这一切。他觉得，优秀的人都应该无条件将所有的东西均分给其他人，否则就应该被消灭。他认为应该这个世界实行首位摧毁制。对他来说，采取极端手段去对付优秀的人是完全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

有些人可能会想，我轮不到那个首位啊，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1，他采取犯罪措施整人的标准并不高。只是担忧是否会受到惩罚而已。你觉得他这样的故意杀人未遂都能逃脱法律制裁的话，他之后违法犯罪不会是家常便饭？而且他采取违法犯罪手段去不断整首位的时候，是完全不顾及是否会伤及无辜的。像他造那些谣言的时候，是不是完全不会管其中牵扯进去的人的死活？神仙打架小鬼遭殃，我处理事情的时候通常会尽可能不要波及无辜，可他呢，就是想着不断拖更多无辜的人下水，觉得这样能增加他的力量。而你觉得你会不会被波及呢？

Yigal Achmon教授这种残暴的风格，能联想到的应该是萨达姆的儿子乌代和李森科，只要有谁惹到了他，一言不合就开干，不服就杀人。Yigal Achmon教授之所以喜欢汕头，是因为汕头当地的人文风俗使得人均情商较高，做人做事最讲究舒服（类似日本，各方面都非常恭敬，让人舒服）。当地人遇到欺凌通常是软弱妥协的态度，也不会闹事。当然广以也有情商比较低的或者不喜欢汕头那一套恭敬处事风格的人，但那些人不会和Yigal Achmon教授共事，所以他这种极其残暴的人在汕头也找不到什么杀人对象，直到遇到了我。他这个人很会说话，直到今年六月我和他聊天的时候，他已经筹划杀人计划两年了，还一口一个我都是为了你好。所以他能蒙蔽很多汕头人，因为汕头当地的风俗特别注意这些语言，而不注意实质。

2，这样的首位摧毁制理念下选拔出来的人，成了你的领导，你会过什么日子呢？当年苏联大清洗一遍又一遍，苏联老百姓和西欧老百姓，你会怎么选？

3，文明的发展。李森科本身是一个园艺师。他在报纸上宣传他的理论后，被人提拔。随后他展露自己的演说天赋，不断迫害所有支持孟德尔遗传学的科学家。而最开始最积极支持他的苏联农科院院长瓦维洛夫，在十多年后被李森科政治迫害，一代农业学巨匠被饿死在狱中。而随后两任苏联农科院院长也被迫害致死。有记载直接被李森科迫害的人数高达三千人。李森科实际掌控了苏联科学界。李森科到后期甚至开始迫害生物以外学科的人。比如苏联诺贝尔奖得主朗道，曾经在1955年在向苏共领导人的质疑用进退废遗传学的集体信中签名，并以处女膜为例当面向李森科质疑用进退废遗传学。朗道在1962年遭遇严重车祸，坊间传闻和李森科有直接关系。

李森科主义在六十年代被否定后，李森科本人并未遭到任何审判，而是安全退休自然死亡。这在苏联是极不寻常的。

在李森科的领导下，苏联科学界施行首位摧毁制。李森科凭一己之力让本来出过两个诺贝尔奖的苏联生物学，从世界前列，变成了落后世界三十年。他的安全着陆，随后激励了许多俄罗斯学者，使得俄罗斯伪科学横行从80年代开始就一直是个令俄罗斯科学家头疼的问题。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俄罗斯有大量学者写文章批判李森科，试图消除其影响，俄罗斯物理化学数学都有人取得最高奖项，而生物仍然是零。

那些诡辩者会说，你不赞同首位摧毁制，就是赞同末位摧毁制了。人类历史上施行末位摧毁制的主要就是纳粹德国，我是专门在知乎写过回答分析纳粹的起因的，就是无视基本人权。首位摧毁制也是一样的。这些就是诡辩。只有犯罪分子，不犯罪不舒服的人，才会在首位摧毁和末位摧毁里面选。

为什么生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里好好的要去看着Yigal Achmon教授搞首位摧毁？

我知道有些人把我描述成一种情商很低到处得罪人的形象。事实上我虽然有自闭症谱系障碍，但我是属于阿斯伯格综合症，而且我从小就和大量不同的人打交道，我的社会化是非常好的。在2021年底被Yigal Achmon教授整成了PTSD后，我的精神状态有一段时间差了许多，但今年就恢复正常了。而且我只是偶尔在一些细节上没有那么注意而已。

这种细节上的不注意，会惹到极个别对语言态度非常注意，心胸狭隘的人。可就我过往的经历来说，即使是那样的人，他们最多在规则边缘找我麻烦，当面背后骂几句，搞点事情恶心你，而我自己最多就是偶尔吐槽一下，从来没有过什么严重的纠纷。

别人让自己感觉不爽了，直接就严重违反潜规则来找麻烦，别人走了，直接开始犯罪，随后直接制定杀人计划，这种事是一般心胸狭隘的人干得出来的吗？如果我的行事风格真的会让一个一般的心胸狭隘的人杀人，那么正常来说，应该此前就有人对我犯罪，至少也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这一级别的措施了。可事实是没有。哪怕是规则边缘的，那些涉及前途的事也从来没有谁动的。

（7）独立撰写多篇重要论文，在是否转学中摇摆

我当时住在汕头的出租屋里，离开学校后，我独自准备生物统计和理论统计论文。除了家人，我从未与其他人提及过任何和这些论文有关的细节，工作以高度保密的方式完成。我在2022年1月考虑转学到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因为我父亲毕业于这所大学，至今仍与这所大学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后来我被告知，在中国，与许多其他西方大学一样，不允许以大四学生的身份转学。我发现很难找到一所愿意接受我的大学，因为我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离开的。所以我考虑发表一篇好的统计论文，然后找一个可以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教授。

我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提高生物统计学的可重复性。我最先尝试的是代谢通路。这是一个老问题了，做过代谢组学分析的都知道，这个领域主要有两个空白，一是有很多代谢通路还没发现，二是有很多质谱图无法与对应的化学结构关联起来。Mingxun Wang开发的MassQL是一种质谱语言，可以用来对质谱图进行分类。它的超级灵活性让我意识到，在这个方向，能做的事情已经不多了。经过几天的思考，我开发了一种基于质量加权强度分布的矩差来推断代谢方向和幅度的方法。这一方法直接解决了代谢组学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诞生以来困扰三十多年的问题。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篇潜在的诺贝尔奖级论文。但是那时我的精神状态很差，我有自闭症谱系障碍，天然就不善于理解社交中的各种暗示。而我是属于阿斯伯格综合征，本身还是有一些社交愿望的，可我那段时间又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就把我的一点社交愿望也整没了。我当时是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我害怕诺贝尔奖会毁掉我的正常生活。而我又完全没有准备好面对公众。于是，我把和代谢方向有关的资料都转移到一个U盘里，并删除了电脑里所有的相关资料。此后我没有向任何人以任何形式提及过这一成果。

2022年2月，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李婧翌的工作和代谢方向本身启发了我发展了一套基于矩差和稀疏性的矩阵相异性。我原本的计划是主要与Mingxun Wang教授合作完成这篇论文，然而，在我的工作积累到可以分享给他人后，他找到了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助理教授职位，我开始害怕他，因为Yigal Achmon教授也是助理教授。

当时那种高度应激的状态让我完全不信任任何人，难以和任何人合作。然后我从生物统计学转向理论统计学。理论统计学主要是设计各种统计工具和证明相关定理。和生物统计学不同，理论统计学有大概一半的重要成果是单人作者，剩下的大部分是两人三人作者，四人作者是属于最多的了。在理论统计学独立完成论文是很平常的事，大部分的重要理论突破就是少数几个人做出来的。

出于考虑在矩阵不相似度中寻找合适的均值估计，并希望在发表速度最快的顶级期刊PNAS上发表一篇论文，我回顾了稳健统计学的当代进展。一篇PNAS简报“利用可解析的熵异常稀疏化以实现廉价又稳健地检测异常数据“让我想起了之前对非参一致稳健均值估计的尝试。另一篇PNAS评论“泰勒定律和重尾分布” 让我想起了一类基于成对差异的离散度估计。经过几周的思考，我提出了重组均值和分位均值作为单峰分布的近似一致均值估计，并使用核分布来实现中心矩估计的稳健性。此外，我还提出了一个二项式均值的初级版本，它基于单峰分布中有序性，但当时相关定理尚未建立。当时我计划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

由于家人的强烈催促和误解，我于2022年6月向PNAS提交了一份未经打磨的统计草稿介绍了我的理论统计学成果。在投稿之前，为了避免再次出现类似诺贝尔奖级论文导致无法发表的情况，我仔细查了统计学界的最高奖项——考普斯会长奖的公众影响力。我发现这个奖项的公众影响力非常小。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社会，除了统计学家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奖项。这让我十分放心，不担心会因为这一工作而影响到我的基本计划。

虽然我没有任何头衔，但Peter Bickel并不关心这一点。相反，Peter Bickel迅速通过我论文的初审，因为我清楚地说明了新设计的重组估计量的开创性作用，强调它解决了自高斯以来悬疑统计学两百多年的难题，如何在保证稳健性和低方差的同时又能使偏差尽可能小。 Peter Bickel对我的论文做了细致点评，肯定了我的想法的开创性贡献。他的评论大大提高了我论文的质量和清晰度，更重要的是，他让我恢复了对他人的信任。在此之前，我基本上不信任任何人。

（8）Yigal Achmon教授从犯罪到筹划谋杀

从2021年底开始，到2023年中他违法骚扰我，我从未主动联系过Yigal Achmon教授，对他的询问我也都礼貌拒绝了。 2022年5月19日，Yigal Achmon教授给我发信息，询问我继续工作的可能性，并祝我一切顺利，如果有什么学术以外的需要帮助的地方可以找他。我不知道他在说反话。我误以为他会停止找我麻烦，所以我停止了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的计划。其实是在暗示他准备指使人对我的私人生活进行骚扰。这其实是他此前常用的话术，他此前在Alex Samusev博士将我踢出他的实验课后就多次跟我说，希望“帮助”我的课程，而问题是我不需要他这些”帮助“。而他也没想真心帮助我，只是暗示我如果不听他的话，他会继续指使人在课程中找我的麻烦。这些话术我本来是能听懂的，但是到了2022年5月19号的时候，由于那时我的PTSD已经很严重，精神状态极差，我没有听懂。在此之前，无论实验课的老师是无意还是有意找我麻烦，都是学术上的纠纷，是在规则范围内的，是他的学术自由，而Yigal Achmon教授准备在生活上找我的麻烦，就进入了违法犯罪这一层面。而他这一步犯罪行为是独立发展出来的，是从2021年5月开始我向他初步展现能力后，他首位摧毁制思维下必然的行为。

Yigal Achmon教授在2022年5月才发了第一篇最后作者的论文。Yigal Achmon教授于2022年夏天通过长聘考核，成为广以副教授，从 2022 年 6 -8月开始计划谋杀我。但是，当时我从身份上还是一名广以的学生，他觉得谋杀学生很难，希望先开除后谋杀。我原本在5月19日已经放弃转学计划了。在7月初，教务处给我发了一封邮件，要求确认修数学系的数学课程，我还签了名（我签名一向是很慎重的）。可我从2022年7月下旬开始发现了一些有关Yigal Achmon教授危险的线索，所以我重新考虑转学。

Yigal Achmon教授从2022年10月开始收买并胁迫一些人编造关于我偷各种东西的谣言。虽然我直到2024年7月才知道他的所有意图。他之所以捏造这样的谣言，是因为中国和其他国家不同，所有中国学生都是在教育局有相关登记的，学校并没有权利根据自己的规定自主开除学生。我们都知道，开除学生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得到教育局的同意，通常只有违法犯罪的学生才可能被开除。所以他不能开除我，因为我没有做那种程度的事。虽然他当时已经让一些人收集了我的很多信息。他当时的计划是伪造我偷窃的证据，然后背地里向教务处提交相关证据，并开除我。

根据我的回顾，他当时甚至有一个详细的谋杀计划：制造车祸。因为我那段时间住在大学路麦当劳背后的出租屋里，每天都要穿过一条双向六车道的国道去当地的老四牛肉火锅店吃牛肉粿条。他的计划只有他自己和极少数被他胁迫的人知道。2022年10月初，我的奶奶突然离世。我当时十分悲痛，一个多月都没怎么睡好觉。2022年11月初，教务处邮件通知我由于我长期没有返校，我可能会因为学习困难而被开除。我当时意识到不对劲，因为我当时还是第五年，长期没有返校开除一般是超期到第六年在反复沟通后才会被开除，而我连一个通知都没有就直接警告开除了，这背后肯定有问题。我简短地回复邮件给教务处，说“是的，我学习困难，因为一位教授绑架了我的课程，不断找我麻烦，就因为我不愿意继续跟他干活”。由于奶奶的去世让我当时的精神状态特别差，所以这些措辞是欠考虑的，但这些话意外救了我一命。之后我在2022年11月中和顶级食品科学教授Harold Corke在学校旁边的树屋咖啡厅见了面。

（9）首次公开纠纷，Harold Corke教授参与，谋杀计划搁浅

而在和Harold Corke教授的会谈中，我拿着自己的iPad，边回看微信的聊天记录边和Harold Corke教授叙述此事。当时回顾聊天记录我才发现更多的问题，比如他多次对我此前提的专业意见不听，他随后其实是知道错了的，但他也没有找过我。还有他多次提议我去找Alex Samusev博士实际上可能是试图去诱导挑拨我和Alex Samusev博士之间的冲突。当时Harold Corke教授和我聊的不错，我认为他是可以信任的，所以我基本将所有的事全盘托出，而且还暗示他我非常了解学术规则，是有能力发高水平论文的，因此我值得他们付出很高的代价去挽留。在谈话中我和Harold Corke教授也坦诚说了现在打算转学到加州。我暗示我遭到这些对待是非常不公的，对我的精神状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希望学校能有一定补偿。Harold Corke教授是国际顶级的农业方面的学者，多个杂志的主编，对学术规则极其精通，我非常确信他理解我的暗示。Harold Corke教授跟我说他本来听说就是学生挂科，对老师不满。他当时对那些谣言都完全不知情。Harold Corke教授在听完我和Yigal Achmon教授的纠纷后表示明确支持我。我在 2022 年 11 月取消了转学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计划。由于他的支持和矛盾的小规模公开，我得以安全度过几个月。

那时我已经用了Donoho和Huber的相关定理来证明中心距估计的稳健程度。 David Donoho是斯坦福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以色列理工学院关系密切。另外，我意识到Peter Bickel的学生Ya’acov Ritov教授也是以色列理工学院的校友。当时，我参考了斯坦福大学教授黎子良的PNAS论文来发展一种选择最优估计。Harold Corke教授的明确支持和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声望是我立即停止转学计划的重要原因。如果其他人，他们至少会有双重计划，他们会先申请转学然后再决定是否留下，但我甚至没有申请。

（10）反复思考，识别出Yigal Achmon教授犯罪倾向

2023年1月，虽然我当时不知道Yigal Achmon教授的谋杀计划和那些谣言，但我有很多线索让我判断Yigal Achmon教授是潜在犯罪分子，我留在广以太危险了，单靠我个人或者Harold Corke教授是很难在广以抵御来自他的敌意的。我在11月谈话前还认为Harold Corke教授曾经是学校研究部门的主任，层级上比刚刚晋升副教授的Yigal Achmon教授高很多，所以只要Harold Corke教授支持我，我就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可在十二月中我才意识到，层级关系能行得通的前提，是Yigal Achmon教授仍然尊重基本的规则，尊重层级体系，会听校领导的话。可在厘定思绪后我才意识到他对这套体系是完全不尊重的。事实上Yigal Achmon教授曾经私下对我说过非常多反感现行学术规则的话语，例如说现在学校有很多问题，他现在还没有权力去改变这一切，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资源。可在我看来他的资源已经很好了。广以给助理教授的工资在全世界都差不多是最高水平的（年薪百万）。在中国他拿到的各种项目资金具体数额我不知道，但是从他各种铺张的开销来看，应该远超和他差不多水平的其他大学的教授。我给他做的生信分析基本是业内最高水平的了，他连我基本的建议都听不进去。他这种无视专业的态度不仅是对我，对学校管理层应该也是一样的。如果我在和Harold Corke教授会谈前几个月就将聊天记录整理过的话，我在思考一两周后就会立刻退学完全不会考虑再和他谈了。于是我在2023年3月初提交了终止学业申请。

我原本是大四学生，预计2022年夏天毕业。而到2023年3月，我当时已经28岁了，因为Yigal Achmon教授造成的学习困难而离开是一个相当困难的决定。如果我转学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因为我已经错过了转学的截止日期，即2022年12月，我需要在2024年9月才能以转学生的身份入学，要等一年半。我非常熟悉学术规则，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声望以及它在以色列的地位。我也有忧虑过如果离开可能对我个人名声会有损伤。但是，因为Yigal Achmon教授的可怕，我别无选择。我当时意识到我的论文在统计学的潜在影响力远远超出过往获得统计学最高奖的成果。可过往统计学的成果都不为普通大众所知。考普斯会长奖此前有很多华人拿过，有中国籍也有美籍。所以我当时判断我离开的话，不会面临来自公众的压力，最多是需要和以色列理工学院做解释。而我打算在以色列开一家公司维持和以理的关系，所以总的来说应该不会有太多问题。我直到2024年4月才知道这些论文可以获得菲尔兹奖。我之前查看过往届菲尔兹奖获得者，没有人专注于理论统计学。而菲尔兹奖是会轮流考虑不同分支的。我后来才意识到统计学在数学界是话语权最弱势的一个分支，也是比较倒霉的一个分支。过往虽然有非常优秀的统计学成果，但那些人在做出成果的时候，已经快四十岁了，所以至今也没有统计学家取得过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是一个在国际数学联盟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颁发的奖项。每四年评选2-4名有卓越贡献且年龄不超过四十岁的数学家。因为菲尔兹奖得主是一定会有很高公众声望的，这可能引发了一些误会。

而我没有意识到的是，连这一判断都还是严重低估了他的敌意。本来Yigal Achmon教授打算在11月开除我，然后很可能在年底要指使人谋杀我了。而由于Harold Corke教授对我表示明确支持，Yigal Achmon教授无法将我开除，所以他原本的谋杀计划就搁浅了。如果他当时知道了我的论文，知道自己在造谣一个未来的菲尔兹奖得主偷外卖，他肯定会杀了我，而Harold Corke教授也没有能力真正阻止他。Yigal Achmon教授非常擅长利用犯罪来增加他的实际权力。

有些人说Yigal Achmon教授在我2021年底离开后应该寻求学校领导帮助，而不是自己犯罪筹划杀人来解决。这你就不懂他了。他最怕我帮其他老师干活。我的才能他并没有透露过其他两个生物教授。如果他寻求帮助，大概率就是我跟 Harold Corke教授了。这是他死活不愿意的。他宁可我退学也不愿意让我帮其他老师干活，因为这样的话就违背了他的逻辑，身边有优秀的人没有被摧毁，还在身边帮其他人干活。他的行为不是蠢，是一系列犯罪理论指导下的结果。对他来说，如果我完全走了，不出现在他视线里，他找不到我。他还有一定可能性会停止他的谋杀。而我还留在广以，帮其他老师干活，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折磨，他时间一长一定会忍不住杀人的。

我考虑过转学去英国大学，转学截止日期通常是五月或六月，但由于Peter Bickel的大力支持和宝贵意见，我没有申请。在我的论文中，Hodges、Lehmann、Bickel的工作贡献了近一半的关键思想，他们都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此外，我在2023年 5 月联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Jacob Steinhardt教授以进一步探索基于分布结构的稳健均值估计。

（11）太邪恶以至于不能被追究，许多学生老师离开广以

我在四月回校和教务处的老师有过面谈，老师告诉我，这个学期太多人终止学业了，所以很多申请搁置下来了。之后我又从同学那得知，广以有一些老师辞职。我没想到的是这些人其实都是因为那些谣言而离开的。Yigal Achmon教授开始向我的高中，广东肇庆中学，散播谣言。我从朋友那里得知的谣言包括偷电脑、iPhone、AirPods、外卖，快递等，还有准备骗学生钱（一位潜在的菲尔兹奖获得者在准备那些手稿时偷外卖并准备骗学生钱），并指挥胁迫人跟踪我。

但他并不知道我的理论统计学论文，因为我的理论统计学论文准备是在高度保密下进行的。而且在大多数老师和学生面前，我经常假装自己是一个无知而情绪化的学生。我在他们面前说的很多话都不是真的，但我无意为了利益去欺骗任何人，只是为了我的安全。在那种很容易引起误会的环境中，我逐步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Yigal Achmon教授试图逃脱法律制裁的基本伎俩是“太邪恶以至于不能被追究”。因为只要他做的事足够邪恶，需要追究他的罪行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权限也就越高，在当时广以就已经没有人有能力去追究他的罪行了。相反，所有老师都很害怕他。所以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Harold Corke教授在学术上比Yigal Achmon教授高得多，但Yigal Achmon教授却根本不理他的劝告。这种以下克上的情况在苏联是很常见的。比如李森科在1935年才在瓦维洛夫的支持下当选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而瓦维洛夫是院长。可在1940年瓦维洛夫就因李森科主导的政治迫害而被捕，1943年饿死狱中。他的核心逻辑是，他一旦形成了一个“太邪恶以至于不能被追究”的局面，就可以威胁任何人，毕竟任何人都怕死。

（12）理论统计学论文被发现，Yigal Achmon教授抄袭未遂

在2023年5月，他通过非法手段找到了我的理论统计学论文。但那时这些谣言已经传到了我的高中，所以我的情况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大概有人保护了我。在那种情况下，他很难谋杀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很幸运，如果我留在广以，他知道我的论文后一定会杀了我）。但他很快意识到，他在编造未来菲尔兹奖得主偷外卖的谣言。他所做的是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以广以和以理的名义，继续向更多学者传播谣言，阻止我的论文发表并试图剽窃我的论文。他成功实现了前两个目标，但他，一个土壤学教授，无法剽窃我的统计学论文。因为我的论文正在PNAS上审阅，而编辑是统计学领域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Peter Bickel。尽管Peter Bickel不知道那些传言是否属实，但他和PNAS还是保护我的论文不被抄袭。虽然他不敢接受我的论文。

这种阻止我发表论文的情况已经持续了一年。从2023年7月开始，Peter Bickel就知道了一些谣言。我的困难在于，我想向编辑驳斥谣言，但Yigal Achmon教授经常威胁说如果我这样做，他就会杀了我，我很长时间相信他的话，所以没有向编辑发送证据。我没有搞清楚他两年前就想杀我，只是不能而已，如果他能杀我早就杀了。由于PNAS的规定，我只能以间接的方式与PNAS编辑联系，所以我不知道很多谣言。从2021年底到2024年2月，我的精神状态一直很差，所以我和其他人之间的误会不断增加。更棘手的情况是，因为他胁迫别人入侵了我的电脑，我担心存放在磁盘和U盘中的其他论文被发现，所以在2023年11月匆忙将许多草稿公开在了预印本zenodo。此前，我在GitHub tubanlee上公开存放的论文只有两篇，REDS:mean https://arxiv.org/abs/2403.12110 和REDS:moments https://arxiv.org/abs/2403.14570 和 https://arxiv.org/abs/2403.16039。除此之外，matrix dissimilarity（也是菲尔兹奖级论文，https://arxiv.org/abs/2406.02051），inferring metabolic directions（诺贝尔奖级论文，https://arxiv.org/abs/2402.14887）和REDS:nonasymptotic（考普斯会长奖级论文，https://arxiv.org/abs/2403.18951）此前都没有公开。这些论文都还是草稿，很多扩展还没有探索，我之前也没有对这些论文有确切的计划，直到Yigal Achmon教授的违法犯罪行为打乱了我的正常生活。我和很多学校的统计学教授联系过，例如北大的姚方教授，陈松蹊教授，希望能合作将相关扩展尽快写出来。 Yigal Achmon教授的策略是我联系哪里，他就造谣到哪里，阻止我和別人的合作。

在不知道这些谣言的实际扩散面，以及Yigal Achmon教授的杀人计划时，我曾尝试与Yigal Achmon教授交谈，希望他能停止非法行为。2023年9月，他说“如果我是那些统计论文的第二作者，我就帮你解决这个事，你看怎样。我只是第二作者哦，你是第一作者。“我没有同意。后来，他要求我为推断代谢方向的生物统计论文担任共同第一作者或最后作者，我也没有同意。面对死亡威胁，我同意为他们说一些好话，即使那些话不是真的，并删了许多证据，但这些都没有用，相反，在同意了其中一些谣言后，我的情况变得更糟。因为他一开始的目标就是我的死亡，对这种人的敲诈勒索，不管做什么都是无用的。

我在六月去伯克利之后我向汕头警方报了警，警方受理了我的报警。

警方启动调查是需要有一定线索或者较大的社会影响的，我表示理解。Yigal Achmon教授在敲诈勒索的时候，同时又指挥人入侵我的手机电脑，这样我就无法录音，所以那些明确的敲诈勒索都没有任何录音证据留下来。而且我的大量关键证据都在他们的威胁下被删除了。至于造谣，我主要是从和朋友的微信语音通话中了解到的，可我让他们提供明确直接的证据帮我去报警的时候，却没有人愿意帮我。他们毕竟是我的朋友，愿意暗示我有这样的事情我已经很感谢了。在他们自身不愿意的情况下，我不可能向警方提供他们的信息让警方强制他们去配合调查。我也理解我的朋友，因为Yigal Achmon教授对我的死亡威胁都有数不清的花样，在我拒绝他之后，就说“我祝你身体健康，论文发表顺利”。想必他也是这样威胁我朋友们的。同时他小心翼翼地散布谣言，避免传播给那些可能帮助我的人，例如，Harold Corke教授之前根本不知道那些谣言。此外，他还在那些可能帮助我的人身上投入了大量资源，挑拨我们的关系。

在2024年2月和3月，在知乎的一些回答的帮助下，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和高功能自闭症，并开始自我治疗。之后我的精神状态逐渐好转。此外，自2024年4月起，我意识到我的统计论文有可能获得菲尔兹奖，所以我开始理解他们为什么如此疯狂。而即使是Peter Bickel，此前也是没有意识到的。他在7月份刚得知那些谣言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让我删除在论文中对这些理论在统计学的重大影响力的预测的句子。他当时和我一样，认为我的论文的影响力需要很专业的统计学家才能看出来，而且最多就是个统计学最高奖。在2024年6月，我意识到如果有人能剽窃我的矩阵相异度，他也可能会获得菲尔兹奖，这让我更加明白了造谣和试图抄袭的疯狂的根源。由于我的研究被这件事打乱了，我在一天之内完成了矩阵相异度论文的撰写，并在2024年6月匆忙地将草稿提交给了预印本平台ArXiv，没有任何理论工作。此前，我已经将草稿存入了另一个预印本平台Zenodo。准确地说，在我目前的统计学论文中，如果是不同的人取得的，那么足以产生三个统计学最高奖，两个菲尔兹奖，一个诺贝尔奖，这是他们疯狂试图抄袭的根源。这种情况其实在学术界是很常见的，大多数菲尔兹奖得主都拿过他们所在领域的最高奖，而很多菲尔兹奖得主的工作，实际上都足以取得两三次菲尔兹奖，他们所在领域的最高奖更是可以有很多次，只不过这些最高奖项不会重复颁发而已。因为如果一个人是真正以实力取得菲尔兹奖，而不是靠运气偶然发现的，那么很自然地，他就很有可能会做出不止一次可以取得菲尔兹奖的成果。而以理论工作为主的诺贝尔奖也是同理，爱因斯坦的工作起码值得五到六个诺贝尔奖。历史上大多数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都做出过可以多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而以实验工作为主的诺贝尔奖级成果则存在许多偶然性，即使天赋很好的人也有可能只做出过一个相应级别的工作。

（13）与 Yigal Achmon教授当面对质，得到关键录音证据

在2024年6月，我再次来到广以，与 Yigal Achmon教授进行了交谈。我回顾了与他合作中发生的所有关键事件，强调他对我的研究没有任何直接贡献，并希望他能停止违法犯罪活动并帮我撤掉那个终止学业申请，他同意第一部分，但避免谈论第二部分，因为他自己已经是一个故意杀人未遂分子，当初就是他打算把我开除的，又怎么可能让我从广以毕业，他只是想把越来越多的人拖到和他一样坏，这样他就能感到安全了。此外，他不在乎他所做的事情可能会给广以和统计界带来严重麻烦，因为他自己太坏了，而他对统计学又一无所知。但和以往不同，这一次谈话我录了音，因此首次拿到了最直接的证据。【和Yigal Achmon教授在2024年6月12日的谈话，当面确认了和他合作期间发生的所有关键事件。】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JsueEE7V/?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20127f5412a60d248a433b825f68c3bb。文字版在 https://www.biomathematics.org/?p=447。你们如果听这个录音就知道，他一个故意杀人未遂分子，到处造我谣之后，还可以脸不红心不跳地跟我说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我主要关心你的感受，你的利益。”这个人和其他牵扯进来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其他人都或多或少有点心虚的，而他是纯粹的反社会人格。

（14）希望修复与以理和广以的关系

我做了很多努力，希望修复与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我从离开学校到提交终止学业申请花了一年多时间的主要原因。因为我想与以色列理工学院保持良好的关系，同时又不想让Yigal Achmon教授找我麻烦，但他一直给我找麻烦。Yigal Achmon教授不断阻挠我与以色列理工学院恢复关系的努力，并在以色列理工学院散步了许多谣言。有些人说Yigal Achmon教授在我2021年底离开后应该寻求学校寻求组织帮助，而不是自己犯罪筹划杀人来解决。这你就不懂他了。他最怕我帮其他老师干活。我对他展现的才能，他并没有让生物其他两个教授知道。如果他寻求帮助，大概率就是我跟 Harold Corke教授干活了。这是他死活不愿意的。他宁可我退学也不愿意让我帮其他老师干活，因为这样的话就违背了他的逻辑，身边有优秀的人没有被摧毁，还在身边帮其他人干活。对他来说，如果我完全走了，不出现在他视线里，他找不到我。他还有一定可能性会停止他的谋杀。而我还留在广以，帮其他老师干活，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折磨，时间一长他一定会忍不住杀人的。他对我的谋杀计划是他哲学逻辑指导下的必然结果。

广以有一些很好的老师和学生，但是现在很多人都被Yigal Achmon教授绑架了。在我最初的计划中，我会在以色列开一家公司以维持与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关系。我仍然和一些人保持良好关系。我目前非正式地正在向40名广以/以理的学生免费教授三年前计划的生物信息学课程，即微生物群落分析。我将一些课程录像上传到这个链接里。https://space.bilibili.com/3546652459666057/favlist?fid=3276958357&ftype=create 我还和广以的同学以及其他学校的同学在准备两篇论文，一篇是和糖尿病神经病学的转录组元分析，另一篇是有关物种对比的论文。这两篇论文同样有重要意义，而他们会是这篇论文的共作者。这些同学里有Yigal Achmon教授实验室的学生。因为Yigal Achmon教授大量扩招实验室成员，我此前私交很好的朋友很多在2022年进了他的实验室。我在2024年6月和他对质之后，还给他推荐了两个学生帮他做生信方面的分析。（其中一个学生暑假还帮他在广以干了农活，我还怪不好意思的）

（15）困扰如何处理当前危机

PNAS在三月份拒绝了我的投稿，因为当时仍有许多谣言。我在2024年6月中旬经东京转机到达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我在7月初参加了韩国建国大学的生物数学会议KSMB-SMB 2024，并就我的生物统计学论文做了海报展示。我在7月中旬向Peter Bickel解释了所有关键事件和反驳了所有的谣言，然后去乔治梅森大学参加稳健统计学会议，并展示我的理论统计论文。在这个会上，我知道了虽然Yigal Achmon 教授不能直接抄袭我的论文，但他鼓励许多其他教授这样做，并试图形成群体性事件。会议结束后我就开始准备辟谣工作了。因为让他坐牢的话，我需要付出极高的时间精力冒着极大的风险去处理一系列问题，所以直到我意识到他鼓励其他人抄袭之前，我都还是想着跟他谈判，最多是走民事。可他这人的思维就是你死我活的，他一直就是要我死，我在这种纠结中错过了最好的辟谣时间。现在这个事件已经变得极端复杂。那些论文不会被统计学主流接受，但如何处理它们仍然是一个问题。

我总的来说建议，如果论文没有在任何期刊上发表过，那么那些论文应该引用我的论文，承认我的优先权和从我的论文中获得的启发（修改或撤回预印本论文都非常容易）。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即他们之前就有很好的工作作为基础，可以再次之上自然而然推导出当前的结果，而我的论文只是启发他们加快了这一进程，而不是完全激发灵感和相关的衍生工作。换而言之，如果没有我的工作，他们迟早也能做出类似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承认他们工作的共同独立发现（我已经向相应的作者发送了电子邮件）。但这些情况都是极其罕见的，因为我的工作本身是解决了悬疑统计学百年的难题，我所用的方法都非常基础，有无数人曾经尝试过，但都失败了。

如果在之前已经有基于我的论文的论文发表在正式期刊上，那么在这之后这些论文就不应该被引用了。最好的办法是撤回这些论文或者做些修改（引用并承认我的优先权和灵感）。撤回论文可以使用不同的借口，有很多可能的选择，没有必要以抄袭为由。此外，他们可以在我的论文发表后发表另一篇类似但更先进的论文来代替那些抄袭论文，这样可以确保那些抄袭的作品将来不会被任何人引用。

我跟一些抄袭者交流过，有的人表示后悔，有的人却不认为自己错了。Yigal Achmon教授发明了一整套抄袭合理的学术平均主义理论并给他们灌输，例如“均田免赋”、“人人平等”。 我是认可人人平等，支持保障基本人权的，我也在网上做个有关基本人权的科普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3049340/answer/133444113 。可我不明白，为什么引用可以免费下载的论文，承认我的贡献和启发，就变成了“纳税”和“不平等”？纳税人就养了这样一帮只会抄袭的蛀虫吗？理论的研究一直是由极少数天才推动的。像数学，理论物理，理论化学，理论生物，这些学科的顶级论文有一半以上是单人作者，剩下的大部分是两人或三人，最多四人作者。这一传统几百年来没有变过。这意味着大多数的理论突破就是几个人做出来的。这是客观规律。有些人鼓励学术平均主义，是因为那些人缺乏独立发表能力。如果论文作者只有三四个人，他们发文章会比较困难。而在学术平均主义下，他们就可以借机将自己的名字塞进那些自己几乎没有任何贡献的论文的作者列里。如果这种逻辑可以容忍，学术界沿袭几百年的规则都会被动摇。不管是为了个人利益还是为了社会利益，我都要维护自己的利益。

我理解经过长达一年多的谣言传播，而且Yigal Achmon教授非常擅长说服人们和编造谣言。他与李森科非常相似，所以很多人可能会加入他的行列。甚至包括我以前的一些非常好的朋友，甚至包括我最亲近的一些亲戚，也被他说服了。甚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Peter Bickel也困惑了很长时间。否则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驳斥谣言。我的性格是，当我的行为可能伤害其他无辜者的利益时，我会非常非常小心。我知道很多广以的学生和老师是无辜被胁迫的。在这个事件的根源就是Yigal Achmon教授，他在2021年5月我刚和他共事一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发展出违法企图了，就是觉得自己是外国人在中国违法不会被追究。而到了2022年5月19日，没有任何其他事件干扰的时候，他独立发展出犯罪企图。无论后续有任何事件发生，他在知道我的理论统计学论文后都肯定会企图杀我。他非常善于利用体制的弱点和如何绑架体制。他对我说：“我们都支持老师，而不是学生，你不能反对体制”。问题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反对体制。相反，Yigal Achmon教授不断通过制造荒谬事件来损害体制的利益。

对于那些被拖累的人或机构，我不希望他们受到负面影响，只要他们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不会对他们有任何歧视，否则我就进入了Yigal Achmon教授设下的陷阱。他们应该要想，如果我真的像Yigal Achmon教授说的那样弱，他那么自私的人，会让你抄我的论文吗？他就是自己抄不了了才鼓励你去抄，借刀杀人是他一贯的伎俩。而你如果信了，你就中计了，而我如果因为你中计了就去对你或者更多的无辜人士有偏见，那我也会中了他的计。就我自己而言，我粗心地忘记引用 Jacob Steinhardt 教授的博士学位证书。我也将在正式论文中引用它。在预印本平台的论文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明显错误，只要发表在期刊的正式论文没有就可以了，这不是很重要。我其实也不是特别担心抄袭的问题，因为我很清楚即使有极少数不明真相的人引了，实际上也不会有多少人认可。

总的来说，我最关心的还是能否此事终结。而最重要的是将Yigal Achmon教授早日绳之以法，只要他绳之以法了，就可以对其他人形成震慑。我本身和其他任何机构个人都没仇没怨，只是Yigal Achmon教授让他们起了这个念头。只要他被绳之以法了，这些念头就会被打消，事情就可以终结。我也对一些无辜牵连到的人说，即使警察认为他们有问题，我也会签调解（谅解）协议，尽最大努力不影响到他们。

（16）谣言的驳斥

总的来说，不可能驳斥所有的谣言，因为1，我甚至不知道它是什么，如果我知道，我可以让警察进一步调查；2，他们似乎捏造谣言，我找不到证据，例如，他们似乎指控我偷了Apple Watch，但我从来没有买过Apple Watch，我也没有Apple Watch，我怎么证明我没有偷过我从来没有买过的东西呢？

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谣言，他威胁我说，他雇佣了非常擅长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伪造证据的人，几乎可以编造任何类型的谣言。我知道他总是试图把水搅浑，做出各种看似理性的解析，试图撇清故意杀人未遂的责任。旁观者应该想一下，他那套逻辑，话术，是不是可以套在任何犯罪分子，哪怕是恐怖分子身上？哪个杀人犯没有理由？

而且，Yigal Achmon教授对我所造的谣言，基本都是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我能理解的主要谣言有：

1，偷窃。这是个笑話。

而他正在试图剽窃我的论文。

2，欺骗。我经常在不同的人面前说一些完全不同、不真实的话来避免麻烦，但那些话不是为了伤害他人的利益。而且，我已经改变了我的风格。

而Yigal Achmon教授屡屡造谣，敲诈勒索，其手法和电信诈骗如出一辙。他能做到目前这一步，主要就是利用了学术上一般比较注意声誉，不愿意报警的心理特点。

3，不尊重女性。不，我支持女权主义。我没有和任何女生发生过关系。我跟很多女生有过约会，2021年10月开始，因为当时互联网上的极端女权事件增多，宣传“不娶何撩”，然后对那些不遵守的男生进行网暴，这些事中国人都知道。确实有一群极端女权试图针对我。可问题是Yigal Achmon教授是个外国人，他当时根本不知道那些极端女权事件。他早在2021年5月就开始意图犯罪了，而他最早得知极端女权事件的情况不早于2022年6月。在我和他的聊天中他也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迹象知道那些事。他对我的犯罪威胁是独立产生的。极端女权事件其实让他改变了他的杀人方案。他的风格本身是很粗暴的，就是直接杀人，但极端女权事件让他选择先造谣再杀人。极端女权确实也会造谣，但她们的谣言一般是在法律边缘的，大家也知道就算拿到法院去很多情况下也是判不了。而Yigal Achmon教授直接编造偷外卖偷快递偷手机偷电脑，这样有清楚证据的谣言是直接涉及刑事犯罪的，大家见过极端女权造这种谣言吗？Yigal Achmon 教授之后胁迫诱导很多极端女权主义者来找我麻烦，所以我对此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但现在我已经恢复正常了。

4、不尊重助理教授。我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所以害怕这个头衔，但现在已经治愈了。另外，我本来没有这个病，否则我就不会和 Yigal Achmon 教授一起工作，而我本可以在 2021 年 4 月与Harold Corke 教授一起工作，当时他将我向他实验室的所有学生做了介绍，可后来Yigal Achmon教授反复催促，我当时最后没有和Harold Corke 教授合作。

而Yigal Achmon教授自己是极其在意这些头衔的。他跟我说过好几遍，”我们永远站在老师的一边，而不是学生“，经常抱怨自己是助理教授，还没有足够的权利。

5、反犹分子。这个指控可能源自我几年前公开发表的反对歧视穆斯林的言论。我的高中有维吾尔族同学，我认为大多数穆斯林与那些恐怖袭击无关，反恐斗争不应演变为对穆斯林的歧视。最近，中国互联网上反犹主义言论的趋势日益高涨，但这些言论与我无关，我也发表过公开反对的言论。我不明白Yigal Achmon教授怎么能指责一个英文名字叫Johon（这是我自己取的，在不知名的学者面前用过，我从没告诉过Yigal Achmon教授这个英文名），非常熟悉以色列文化和政治，并计划在以色列开公司的人，是反犹分子？

相反，Yigal Achmon教授是明显对中国人是有种族歧视的。

6、不尊重俄罗斯。我有一段时间对俄罗斯人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因为Alex Samusev博士是俄罗斯裔以色列人，是Yigal Achmon教授的第一个武器。但现在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已经治愈，我认识许多非常聪明和善良的俄罗斯裔以色列教授，例如Len Pismen教授。我一直尊重俄罗斯在数学方面的贡献。即使在我状态很差的时候，我的统计学论文仍然引用了许多俄罗斯数学家的工作。

而Yigal Achmon教授的首位摧毁制精神是源自苏联的。俄罗斯民族对世界有其贡献，那些好的东西他不尊重不学习，那些差的东西，已经被俄罗斯人民自己抛弃淘汰掉的东西，他却到处发扬。这对俄罗斯是有好处的吗？

7、不尊重《Nature》或其他任何期刊。这是个笑话，我经常读《Nature》，这是最负盛名的期刊之一。我的理论统计学论文很大程度上基于发表在《PNAS》和统计学年鉴上的论文。《Nature》及其子期刊上发表的许多论文对我的生物统计学论文做出了实质性贡献。

而Yigal Achmon教授呢，他自己在面对大量学术权威人士，包括Peter Bickel的警告，无动于衷。他曾经对我说，”大部分发在Nature, Cell, Science上的论文都是没有意义的“。 ”PNAS的影响因子不是很高，New Phytologist和它差不多，所以这两者是相同的“。而他自己发过的The Journal of Clearner Production的影响因子又和New Phytologist差不多，所以也是相同的，在他看来，所有的杂志都是一样的，只要他们的影响因子是一样的，这样的逻辑会尊重Nature或者其他顶级刊物？

8、我不擅长合作。我有自闭症谱系障碍，所以很难理解社交暗示，有时说话很直接。但只要我的安全可以保证，我总是想和别人合作。以色列有一种说话更直接的文化。他们被称为dugri。认为我说话直接就粗鲁无礼，这不是以色列人的作风。在以色列，我的情况更像是sabra，意思是外表多刺但内心柔软的人，就像仙人掌一样。当我和Yigal Achmon教授一起工作时，我联系了5个以上的生物同学，他们中没有一个愿意和Yigal Achmon教授一起工作，其中还有一个人建议我不要和他合作。之后，我的关系被Yigal Achmon教授和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彻底打乱了。不过，我现在很好，创伤后应激障碍也治好了。此外，数学不同于其他学科，大约1/3-1/2的论文是单人作者，1/3的论文是两人作者，其他的则是三到四人作者。这和生物学非常不同，生物学可以有很多作者。合作应该是公平的。 Yigal Achmon 教授经常建议他成为共作者，或者其他不能对我的论文做出贡献的人成为共作者，这是敲诈，不是合作。因为统计学有很多分支，所以即使是统计学家，如果他们没有特定的背景，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不太可能对我的论文做出贡献。我给30多个国家的许多机构，包括北大，发送了很多电子邮件，询问审阅和合作的可能性。但在我上个月参加首尔和弗吉尼亚州的两次国际会议之前，只有Ruodu Wang教授审阅了我的论文并指出了关于伽马对称分布的一个重要错误。Yigal Achmon教授总是用各种手段破坏我与其他人的关系，只希望那些受他控制的人成为我论文的作者，同时他们不做我不能做的工作。

而Yigal Achmon教授？把一个尽心尽力帮他做事的人搞成这样，上述的经历已经说明了他不会跟优秀的人共事。

9、广以的教授或以色列理工学院的教授或学生对我的论文有任何直接贡献。不，自2021年底以来，我没有与广以或以色列理工学院的任何人谈论过任何数学/统计问题。我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所以我甚至害怕与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助理教授交谈。任何和那件事有关的标签我都是严格避开的。完全没有直接来自广以的教育、想法、观点或任何其他东西和我的论文有关。我的学位是生物工程学位。对于任何擅长稳健统计的人来说，他都可以轻松识别那些谣言。间接地，可能相关的是数学课程中的两门课程，1，Nader Bshouty教授开的组合学，有助于我更好地理解组合学，此外，在私交上，我非常感谢 Nader Bshouty 教授，因为他帮助了我的计算理论。 2、系统编程入门，这是一门讲授C++的课程，对我编写R包有一定帮助。这门课由Israel Gutter教授于2021年春季讲授，由于当时Yigal Achmon教授的一系列错误，我跳过了所有数学相关课程的期末考试。

我在2023年8月中，向Harold Corke教授求助的时候，Yigal Achmon教授威胁我要编造Harold Corke教授对我的研究有贡献的谎言。我当时妥协了。而且因为当时确实希望他能帮忙，编了一个理由：我的论文由结构推导出新的估计是受到生物分子中由结构决定功能的启发。

事实上生物分子中结构决定功能是生物学的常识，我的生物是顶尖的，我在2015年的一个知乎回答的评论里就有提到了。而且有看我知乎的朋友都知道我很多回答其实都有提到类似的原理。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7457524/answer/72659263?utm_psn=1814131811997081600

实际上我的推导过程根本就和什么生物分子结构没有任何关系。我是先定义了新的估计，然后再定义新的分布，再推导出更多的估计。用“结构”这个词去描述分布，我都是很后期才想到了。我的论文标题在2023年7月的时候都还是：对半参分布的稳健估计，后来快8月了才改成：从分布结构推导的稳健估计。

而他正在直接试图剽窃我的论文和不承认我的贡献。

10，我对合作伙伴缺乏忠诚。我觉得，我和Yigal Achmon教授的经历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我对合作伙伴的忠诚度远高于平均水平。他犯了那么多错误，我并没有因为他犯的任何错误而结束这段关系。我确实考虑过和他结束关系，但我并没有真正这么做。在他把我从他的课程中开除之后，经过非常复杂的谈判和谈话，我才结束了这段关系。

我真正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在于判断力。如果其他学生遇到我的情况，或者其他老师，看到我所说的Yigal Achmon教授和那个实验室主管老师的行为，他们可能不会判断他们危险到犯罪的程度，而我在2023年1月就预测到这一层。虽然仍然严重低估了他的犯罪企图，但我的判断力比很多其他学生和老师要好得多。这种基于超前判断力的决定，可能会让人感到不近人情，但我并没有其他选择。

我对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忠诚，首先取决于我的能力。如果我的能力不能平衡利益，我会首先考虑利益，但只要我有能力平衡利益并且我是安全的，我的忠诚度比其他学生更高。我两次取消了转学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做任何双重计划，而其他人通常会这样做。如果其他学生有我的能力，他们的行为将与我截然不同。

我在决定离开的时候，我感到愧对Harold Corke教授的支持。我当时微信向一位在Harold Corke教授实验室工作过的好友询问他当时的研究进展，看能否帮他做点事还人情。那时我忙着准备我的论文。而在那短短三个月之后，我的研究进程就被Yigal Achmon教授打乱了。

我自小学习书画，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都有很深的了解，也多次思考过国家民族的未来。我有乐观的阶段，也有悲观的阶段。我在2016年川普当选的时候，判断如果美国采取川普竞选时所宣传的手段来打压中国，中国会遭遇空前的经济危机。我当时的悲观判断都是公开在知乎发表的。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3373794/answer/134922052 这些判断基于我对中美政治经济的深度了解，是客观判断，和我的忠诚，立场，没有关系。因为那些判断而指责我，就像指责打鸣的公鸡一样。当然目前看，我当时的判断只有一部分是对的，主要是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确实已经挺过了贸易战最艰难的阶段，结果比我原先预想的最好的情况还要好很多。现在我对于国家的未来是十分乐观的。在能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我一直有在试图去为中国社会做一些贡献。

而Yigal Achmon教授是完全不在乎广以或以理利益的。他从2022年5月开始就一直想把我逐出广以。对广以来说，最好的策略肯定是我留下了帮其他老师干活，但他是肯定不愿意的，而且还反复用他的权力去阻挠这一切。然后把责任推卸给其他老师。更不要说他到处造谣，毁坏广以声誉。我参加学术会议的时候那些学者看到广以就像看傻子一样。

我希望你们不要被这样的人控制。因为和他接触，必然会触犯法律。他很快会被绳之以法。别怕他，因为他的问题比你的严重无数倍，你只是被他胁迫的，他没有能力敲诈你。如果你能帮助我将此事传播，我将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你。同时，由于这件事情非常严重，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让民粹主义和民众的愤怒左右了这个事件，而是要用智慧和理性去解决。

最后，我想分享两段话，一段是我的一位相知近十年，本科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北大的好友的一条朋友圈：“这世界越来越不好了，几乎做不到任何有起色的事，所做的只是默默放大责备的声流，随着PTSD汇入神经，立身于任何一个阵营，都要背负责备别人的责任，身兼多个角色，就是自我责备于他人责备的日夜交战，我终于理解了朋友的痛苦，这责备渐渐折损砍断我的部分又一部分。世界也许不会好，但我想要停歇一些责备了”。而我从2015年注册微信起用的微信签名就是：“理解这个世界的美好“。我在广以遇到的事经常都会和她分享，她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向我暗示已经有人联系了她和责备我。可惜我当时没能听懂。

另一段是一则以色列寓言“小偷的帽子在他的头上着火了“(על ראש הגנב בוער הכובע)

这个希伯来语习语可能来自俄语习语“小偷有一顶燃烧的帽子”（На воре и шапка горит），指的是因自己的错误行为而感到内疚或不舒服的人。它表明小偷知道自己的罪行，内心感到恐慌或不安，就好像他们隐喻中的“帽子着火了”。言外之意是，即使表面上表现得很平静，罪犯也无法掩饰他们的内疚或不安。这是一种比喻的方式，用来表达犯下罪行的人的良心在困扰他们，即使他们试图表现得正常。https://www.quora.com/What-does-the-Russian-saying-The-thief-has-a-burning-hat-mean

证据引用（更新中）：

1, http://app.xjrb.com/print.php?contentid=255113